比丘尼的煮食與修行

一、前言

在前一篇我們討論了從社會學的角度剖析性別分工議題時,讀到美國女作家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提出的〝性別社會演化〞解釋,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組織的性別分工,不會憑空出現,一定是因應當代時空背景下它所處的環境,為了求得在這個環境下個體與群體的生存,才演化出來具有功能性意義之分工。今天就讓我們從這個角度,藉由整理、轉述李玉珍教授所著〈寺院廚房裡的姊妹情:戰後台灣佛教婦女的性別意識與修行〉這篇文章,分析戰後台灣寺院廚房(大寮)之性別分工為什麼一面倒向由比丘尼來擔當,而這項傳統在今日卻逐漸衍生出年輕一代尼眾對於煮食這項傳統寺院作務的觀點,與老一輩尼眾作為詮釋宗教實踐的想法,產生相當的歧異。

二、社會事實

就台灣戰後寺院運作的規模和方式而言,廚房(大寮)裡的工作,從採買、烹飪到齋會,一般都是交給尼眾處理。同時尼眾本身也理所當然地視煮食為女性化的勞務,並且認為「尼眾能否適應寺院生活要從大寮訓練起」,但對僧眾則沒有這種期待與要求。常見的場景是在舉辦法會時,通常由僧眾執行壇場重要儀式,而尼眾則動員下大寮包辦素筵,此時除了可以讓善於烹飪的尼眾大顯身手外,也考驗寺院或個別尼眾動員女性信眾幫忙準備宴席的能力。

然而到1970年代以後,台灣比丘尼的宗教事業越來越頃向多元化和專業化,不僅佛學院教育成為必經的訓練,僧尼教育水準的提高(包括世學的學經歷水準提高)也使得越來越多僧尼熱衷於佛學研究和推廣新式弘法事業。由於對修行和寺院生活的期盼不同,煮食遂成為兩代尼眾詮釋宗教事業和修行的重要歧異點之一。

年輕一代尼眾對於傳統寺院作務 – 煮食,已經發展出類似職業婦女走出廚房的新詮釋,她們希望擁有更具彈性、更多專業空間來發展弘法事業,而不願為了經懺法會或日常生活,在廚房中消磨太多的時間與精力。但是即使寺院經營的模式多樣化,就維繫團體生活的功能上,不管是尼寺或兩眾道場,通常還是堅持煮食是尼眾不可或缺的訓練和實踐,但是通常不會要求僧眾接受此種訓練或輪值(除了清一色男眾的僧寺)。

三、功能性之一:建立寺院經濟

中國佛教自宋代以後,經懺佛事成為寺院經濟主要收入之一。在台灣,1970年代開始,社會正加速工業化和都市化,此時法會的經懺收入成為台灣寺院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一環,打齋、法會是寺院重要的收入之一。對許多尼寺而言,法會的主法和尚可以外聘,而尼眾則可以發展口碑相傳的素筵藉以吸引信眾,同時藉由自行辦桌減少成本支出,從而建立其經濟,並且有機會分配信眾捐獻的食物,避免浪費。

戰後台灣尼眾中由煮食和經懺的收入,在廢瓦礫堆上重建她們的寺院者,以基隆的極樂寺修慧長老尼與南投碧山岩如學法師最為著名。修慧法師為寡婦出家,且無家庭後援,其對佛教一生的貢獻,主要由精湛的廚藝起家。如學法師亦是從烹飪與齋席中奠定其事業基礎,法光寺的齋宴不僅拯救了碧山岩,亦拓展出一系列相關的寺院事業,像如學法師於1989年聘請留美的恆清法師成立法光佛研所,一償興學的宿願。

在台灣傳統社會中,煮食歸屬於女性勞力範疇,加上寺院廚房煮食在台灣經懺佛教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即便台灣尼寺的規模很小,但是個別比丘尼很容易靠經懺和素筵來維持她們的道場。因此,從寺院經濟的角度,煮食成為戰後台灣比丘尼發展宗教事業的重要技藝,如果一位比丘尼善於烹飪,到處都會受到歡迎,因此台灣尼眾的傳統訓練 – 典座(烹飪),受到寺方的重視。

女性煮食在父系社會中代表女性步入家庭的宿命,但是轉換場域之後,這項女性化的技藝反而成為女性在寺院經濟中尋求自立的基礎。烹飪技藝一直是戰後台灣尼眾自我認定和社會認可的重要工作,而台灣佛教在制度化女性煮食這項性別角色時,為尼眾建立一個廣闊的經濟空間。相對於純粹男眾的寺院,並沒有聽聞僧寺以烹煮素食聞名。

四、功能性之二:肯定自我價值與自我定位

由於男性在宗教儀式場合中的代表權比較突出,相形之下,寺院廚房便成為佛教婦女互相激發性別意識的專門場域。台灣寺院性別分工的結果,使得尼眾傾向於將廚房視為她們的專屬領域。

控制寺院廚房這個場域的台灣尼眾,也發展出相當自信來肯定自己的貢獻。對某些僧眾批評尼眾太過專注煮食,或者忙於經懺法會,不專心修行,尼眾不以為然。她們認為煮食是很實際的修行,而幫助信徒準備婚喪喜慶的素席有時也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台灣尼眾的自我定位並不是單純的「煮飯歐某桑」,而是寺院中的經濟大臣。台灣尼眾覺得廚房與煮食理所當然是她們的女性領域,而且對於她們的經濟地位非常有自覺。

此外,尼眾藉由煮食建立起來的關係網絡,使得不論兩眾道場或尼寺都產生相互依恃的需要,譬如台灣各個佛教大學的籌建過程中,除了向自己的信徒勸募之外,另有為數眾多的尼寺都會分別舉辦法會來替這些大學籌款。

五、功能性之三:符合女性宗教實踐的意識型態

除了經濟上的需要,台灣佛教界也傾向界定煮食為女性的宗教實踐方式。1960年代以來,廣欽老和尚認為廚房是尼眾最好修行的地方。廣欽老和尚認為生為女人就是業報的結果,所以女人要趕快修行,而女性修行的最好地方就是廚房。證嚴法師訓練弟子亦是從典座開始,以煮食為基礎訓練,並以典座的經驗教導弟子修行用心和培福,並由「做功德」、「廣結善緣」的角度賦予煮食的宗教實踐意義。另以佛光山為例,從1987年到1997年的統計顯出,雖然越來越多的佛光山尼眾偏重於講經說法和文字弘法,但是烹飪仍是她們視為最重要的前五項專長之一。

台灣尼眾另一種闡釋用心煮食的常見詞彙是「感應」與「供養」。當煮食者具有虔誠供養的心,可以透過食物與吃飯的人建立起一個共通的磁場。悟因法師歸結每一種執事都是修行,心總要與道相應,時時心存供養,就是修行的真諦。在一些比丘尼的傳承互動中,煮食甚至成為衡量修行境界的標準。

六、功能性之四:建立女性團體意識與歸屬感

現代寺方會繼續重視尼眾典座訓練,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認為經由揀菜、洗菜、煮食等共同活動,是培養尼眾團體共識、建立團體歸屬感的重要方式。不論出家前後,女性與寺院建立正式固定的關係,都幾乎從分擔煮食的勞力開始。(編按:在寺院尚未發展專業化、多元化的弘化事業體之前,大概只有煮食活動是符合一年365天日復一日不能間斷、每天都必須進行,而且必須靠眾人合作完成的工作,平時幾乎沒有像這樣的工作可以來凝聚團體意識了。)因此,在台灣寺院的生活結構中,不論宗風如何,廚房典座是尼眾必經的執事工作,煮食也成為台灣尼眾最共通的生活與宗教經驗。(編按:即便像我們在學校求學,女眾法師在互相熟悉的過程中通常也會從各自大寮執事這個女眾共同生活經驗的話題聊開來。)

七、功能性之五:建立人際網絡、開拓社會資源

在李教授的論文中說了一段小故事:「(某尼寺的)老副會長的先生在警察界擔任要職,她自己則是婦女自行創業楷模。每回尼寺的老住持有問題,總是在晚上端著拿手菜過街去找她商量。她也極力在當地婦女會和仕紳家族之間,公開宣揚老住持的素筵,為尼寺招攬經懺。有一回市長誤信商家檢舉,與對此尼寺採取不利行動,副會長趕緊告知市長母親此尼的苦楚,結果老人家告誡兒子不要為難人家女人家,此危機遂解除。」「師父知道我的小孩嘴饞,總是會多做些好菜給我帶回家嘛!」從這個小故事中,可以知道尼眾精湛廚藝烹調出來的食物,可以作為建立人際網絡、開拓社會其他資源的交換禮物。

此外,1970年代以後,各式護法會和功德會興起,出現了寺院廚房女義工,這些廚房中的女性信徒社會背景參差不齊,年齡差距懸殊,但都以食物和烹飪工作,與比丘尼師父建立長久的友誼。在台灣寺院廚房裡料理食物仍然是女人,但是誰煮給誰吃的僧俗結構已經有改變:尼眾指揮,婦女義工煮食。

各式各樣的婦女會、功德會和護法會都具有一個功能,就是由女信眾分擔尼眾的傳統勞役,其中,烹飪是最容易入手,這是因為台灣社會要求女性的重要持家技能。女信徒藉由這項技藝,作為她們家庭之外個人的宗教奉獻,將烹飪工作昇華為濟世的宗教實踐,這是因為分擔寺院廚房的勞力,既能符合社會期待的性別分工,又能因為直接合作、建立人際關係,並且用食物間接餵養大眾,圓滿宗教布施的實踐。

寺院廚房的女義工抱著以食物交換宗教庇佑或做為宗教實踐,擴展女性表達宗教虔誠的方式,同時在合作煮食的實踐過程裡,建立僧俗之間的姊妹情誼。廚房師父與婦女義工間建立似師似姊般的情誼,除了較多關於食物與菜單的討論,彼此交談的話題和一般婦女關心的話題沒有兩樣,並沒有因為和師父在一起便使用較詳細精確的宗教用語或環繞著宗教議題。「姊妹仔情」非常適合來形容寺院廚房中女信徒和比丘尼的關係,既凸顯她們在這個女性空間長期合作培養出來的情誼,同時也讓女信徒對宗教實踐有更新的認識和更強的團體歸屬感。

戰後台灣寺院廚房動員女性信徒最成功的,首推佛光山的連鎖道場。廚房裡的執事師父表示,只要事先交代齋食的預算和人數,這些婦女義工從開菜單、採買原料到烹飪,一手包辦。在廚房的女性義工協助之下,使尼眾可以專心敷演壇場的法事。這些婦女除了鄰家婦女,還包括佛光山組織女會員、僧尼的母親、以寺為家的未婚師姑等。

時至今日,能否妥善開發利用婦女資源,成為台灣各教團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此過程中,台灣比丘尼經由寺院廚房和婦女建立廣泛的聯繫,則是僧眾無法望其項背的資源。

八、我的看法

從以上的整理中,我們瞭解了為什麼上一輩的比丘尼會這麼重視烹飪的技藝,因為結合了素筵與經懺佛事的服務,是寺院在社會上扮演的重要功能之一,也帶來了生存所必須的道糧。所以今天比丘尼若要走出這種框架,就必須思考有哪些替代性的服務或活動,可以完成達成這些功能性。譬如:

一、 現實經濟面:道糧要從哪裡來?像戰後的比丘尼前輩們,烹飪煮食既是她們的拿手技藝,而且結合素筵的經懺佛事也被當時的社會大眾接受為寺院的重要社會功能,而時至今日,寺院比丘尼想要發展的服務項目必須是社會對宗教的期待,又要是自己的弘化理想以及所具備的技能可勝任者。能兼顧滿足社會期待與自我實現之宗教實踐,才有社會生存空間。所謂社會企業的精神與模式是否可行,是可以評估看看的。

二、 自我定位:身為比丘尼,若不定位在素筵與經懺佛事中,應該在哪一個場域發揮自己住持佛法的功能與價值?是教理研究?禪修?教育?慈善助人事業?

三、 宗教實踐:假如修行不只是在大寮煮食,那又是在哪裡、用甚麼樣的方式去實踐菩薩道?

四、 團體意識:對於凝聚僧團內部的共識與歸屬感,應該訂立甚麼樣的願景與目標?如何設計工作或活動,讓大家發揮所長、協力合作來達成?

五、 開拓資源:除了親自烹煮或釀製的食物,還有什麼是可以進行社會交換的資源(譬如助念?關懷?)除了以講經、佛法共修(禪修或念佛等)和法會等傳統宗教實踐活動讓社會人士參與之外,還有甚麼活動是可以讓現代女性除了烹飪之外,以其他技能奉獻在宗教實踐、社會關懷、公共參與?

往昔社會環境下,寺院之兩性分工模式所發揮的功能性,絕對是值得肯定的,而時至今日由於時節因緣變化,性別分工當然不一定要墨守成規,但是其原有功能性的發揮必須有新的想像與新的內容去填補,這是值得好好去思考的部分。

參考文獻:
李玉珍(2003)。〈寺院廚房裡的姊妹情:戰後台灣佛教婦女的性別意識與修行〉。收錄於《婦女與宗教:跨領域的視野》,2003。頁281-332。台北:里仁書局。

One comment

  1. 倘一純男眾僧團寺院並無其弘化特色,則素筵與經懺佛事似亦無法不為其維持經濟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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